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时不是有客便是外出，虽然同在一家，也几乎三四天都不打一次照面。然而父亲实在令人发怵、恐惧，我寻思着离开这个家，出去找户人家借宿。就在我不敢说出口的当儿，看守别墅的老爷子告诉我说，父亲似乎打算卖掉这所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其中必定有种种原因，总之他似乎意在就此罢休，再无竞选的意向，并且在故乡建造了一所隐居住所，好像对东京毫无眷念。大概他觉得为不过是个高中学生的我提供公馆与仆人未免浪费吧。（父亲的心也和世间所有其他人一样，令我无法理解）总之这所房子不久便易手他人，我搬到了本乡森川町一座叫作仙游馆的旧公寓的昏暗房间里，并且立即陷入了金钱短缺的困境。
至此为止，父亲每个月给我一定额度的零花钱，这笔钱即便是两三天就告罄，但香烟、酒、奶酪、水果之类的，家里随时都有。书籍文具以及其他诸如服装等一切，随时都可以以“记账”方式从邻近的店家购得。请堀木吃面条、便餐之类，倘若是父亲资助的街坊店家，我还可以一声不吭地吃完便走。
这下突然独自一人去住公寓，一切费用都得靠每月的定额汇款勉强凑合，我张皇失措了。汇款依旧是两三天内便告用罄，我栗然，心虚得要发疯，轮流向父亲、哥哥、姐姐接二连三地发出讨钱求援的电报和详尽的信件（信中所诉的事实全系丑角的虚构。因为我以为有求于人，先哄他们发笑是上策）。同时受到堀木的点拨，开始一个劲儿地跑当铺，尽管如此，还是始终感到钱不够花。
归根到底，我不具备在无亲无故的公寓里独自一人“生活”下去的能力。在公寓的那个房间里茕然孑立形影相吊，每每令我恐怖，觉得马上就会有人闯进来给我重重的一击，于是便飞奔到街上，或是去帮忙做那老一套的地下工作，或是和堀木一起去游荡，喝廉价烧酒。学业和绘画几乎全抛弃了。升入高中后的第二年十一月，发生了一起与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我的命运为之一变。
尽管学校是缺席不去的，专科的学习也丝毫不卖力，然而考试时的解答似乎却乖巧得法，至此为止好歹对故乡的家人隐瞒得严严实实。不过最近学校好像已经秘密地将我出席日数不足的事报告了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代理人的长兄给我写来一封严肃的长信。然而比这更直接的痛苦，一是来自手头没钱，二是来自地下活动的工作——那工作越来越频繁忙碌，再也不能马马虎虎玩笑待之了。记不得是叫中央地区还是叫别的什么地区，总之我做了本乡、山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队长。听说要搞武装起义，便买了把小刀（如今想来，那是一把连铅笔也削不了的、华而不实的小刀），将它放在雨衣口袋里，东颠西跑地去“联络”。很想喝点酒大睡一场，然而没有钱。而且P（记得当时用这个隐语来称呼党，不过，也许记错了）还派下来一桩又一桩的任务，连喘口气地工夫也没有。我体弱多病，再也胜任不了了。本来我也仅仅是出于对非法活动的兴趣才给他们帮忙的，结果竟弄假成真，整日忙得焦头烂额，心里不禁想对P的人们说：“你们大约是找错人了吧，让你们自己的嫡系去干如何？”我再也禁不住厌恶的感觉，溜号了。溜号以后心情毕竟恶劣，就决定去死了。
那时候，有三个女人对我特别垂青。一个是我所寄宿的仙游馆的房东小姐，这姑娘每当我为那照例的地下活动帮忙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饭也不吃倒头便睡时，必定要拿着信笺和钢笔来到我的房间里，说：
“对不起，下面弟弟妹妹们太吵。信也写不成。”
便伏在我的桌前，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这人也是，佯装不解也就得了。可她分明是一副盼望着我说些什么的神情，于是我便发扬一贯的舍己为人的精神，尽管实际上连口也懒得开，但还是吆喝一声，撑起疲惫不堪的身体，趴在床上点燃一支香烟。
“听说一个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哪。”
“哎呀，讨厌。是你自己吧？”
“我只用它烧过牛奶喝。”
“荣幸之至啊，那你就喝吧。”
这个人怎么还不早点回去，什么写信不写信，我早就看穿你的用心啦。肯定是在信笔涂鸦。
“让我看看。”
甚至我宁愿死也不想看的，可是要我这么一说，她便“哎呀，讨厌，哎呀，讨厌”地嚷起来，那副欢天喜地的劲儿实在惨不忍睹，真让人扫兴。于是我就会灵机一动，索性寻个差事让她做去。
“对不起啦，能不能到电车道那儿的药店去帮我买点镇静剂来？我累坏了，反而睡不着。对不起啦，钱嘛……”
“好啦好啦，什么钱不钱的。”
她喜滋滋地站起身。让女人帮忙做事，决不会使她们感到扫兴。男人需要女人做事，反而会使她们喜不自胜，这一点我了如指掌。
还有一个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那照例的地下工作，无奈每天都得与她会面。便是在磋商结束以后，这女子还是一直跟着我走东走西，并且拼命地给我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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