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鸣干过一阵子出镜记者，扛着长枪短炮，东奔西跑，直到今天他都觉得记者这活儿比主持人有意思，但主持人更光鲜，更有地位，有地位意味着有话语权，刑鸣不太在乎能否每天西装革履地上镜，但他需要说话，掷地有声的那种。
因为跟陶红彬的那点“善缘”，等崔文军出车回来，刑鸣便联系上他，还顺利约着见了一面。
一开始刑鸣带上了包括摄像在内的三四个工作人员，但在见到崔文军的瞬间，就改了主意。他远远看见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比陶红彬看着还老，比陶红彬看着还木，跟许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样，他们天生惧怕镜头，一见大场面就会抠巴手指，很怕露怯。
可能是天生洞察力敏锐，也可能是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所致，刑鸣意识到，崔文军这样的采访对象一旦对你失去信任，可能你再没机会让他开口。
他让组员回旅馆，自己撩起衬衣袖子走上前，跟工头打了声招呼，就帮着崔文军在车前卸货。一袋八十斤的化肥，货车限定载重二十吨，但粗看一眼，至少超载一倍。
跟崔文军一起卸货的还有两个工人，他们一见刑鸣走过来，都停了手头的活计望着他，太打眼了，明星似的。
唯独崔文军没抬眼，直到叉车前多了一个人跟他传接着堆垛，才反应过来。他抬头看了刑鸣一眼，说：“你的衣服太好了。”
刑鸣便把身上那件阿玛尼的衬衣脱下来，抛在一边，太阳下头只穿背心干活。
两人配合默契，上搬下卸的同时还能闲聊两句。多个人多双手，这一小组装卸队比平时收工得早，直到卸完最后一袋化肥，刑鸣也一字未提让崔皓飞上节目的事儿，他请所有的装卸工人喝啤酒，一箱贝克，冰的。回到旅馆，鞋也不脱倒头就睡，同屋的阮宁若折腾出比较大的动静，他就发火，抄起什么砸什么。
眼看五一节前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节目还差一期，不仅没审压根没录，台里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来问进度。出差的一组人急了，连每晚跟女朋友煲电话粥的阮宁都急了，刑鸣还是不紧不慢，连着三天随着崔文军到处卸货。
第一天求经验，问他装卸的门道堆垛的技巧，第二天聊家常，问他家人几口薪水多少，第三天直到收工还是崔文军先开的口。崔文军看见刑鸣跟吃糖似的吃一种药片，也不和水吞，就这么嚼一嚼干咽下去，忍不住问：“就这么吃药？”
烧已经退了，但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酸疼，不服这种兼具止痛药功效的退烧片就不行。其实是嫌找水送服太麻烦，但刑鸣一本正经地跟人解释，说干吞药片易灼伤食道，嚼碎了更利于吸收，也能减少肠胃刺激。
崔文军又问：“不苦吗？”
刑鸣点头：“苦。”顿了顿，还想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人得吃点苦，太舒坦的人生没意思。”
“所以主持人都不干了，跑来当工人？”
刑鸣笑了笑，当着崔文军的面掏空了全部口袋，拿出里头的手机、皮夹、一板药片和一支钢笔，说：“没有录音笔，没有针孔摄像机，我就是来跟你聊聊。”
这是三天相处一同挥汗的交情，崔文军不再对一个记者设防，他告诉刑鸣自己干装卸工，有时也开牵引车，一天收入一百出头，而一个周期的同性恋矫正费用是五万多。
刑鸣微微皱眉：“不吃不喝，一年半都白干了。”
一个老子口中的儿子得出色成什么样？崔皓飞聪慧善良忍让勤勉孝顺，各种美德咸集一身，崔文军谈起儿子来滔滔不绝，刑鸣便耐心倾听，偶尔顺着他的话也夸奖两句。两个男人相谈甚欢，气氛很好，崔文军的每条皱纹都因笑容舒展，每根白发都闪闪发亮，但他仍深信喜欢同性是一种疾病，也认定家丑不可外扬。
对于这世上的一部分人来说，性取向这个问题生死攸关，没有理解，没有退让，而是鸿沟天堑，一步不可逾越。刑鸣发现自己没法说服对方，决定换一个谈话思路。
“你知道持刀伤人要判几年吗？”他吓唬他。
崔文军突然木起一张脸，接着失声大哭。
刑鸣慨然，这是一位父亲的眼泪。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乘胜追击，可以哄他，诈他，可以吹嘘自己救了陶红彬一家人的性命，也可以借那件旧事深入，说媒体能够煽动群众干预司法，免他儿子的牢狱之灾。
但他没忍心。他敬重这样一位父亲。
刑鸣决定不再拣对方最软的地方下刀子，留下自己与阮宁的联系方式，告诉他，如果改变主意随时可以来电话，找不到一个，找另一个也行。
带着满心的挫败感回到旅馆，阮宁说台里又来电话催了，这回是老陈，让他无论如何尽快回电，说他们再不回去，《东方视界》的第一期就得开天窗。
刑鸣“嗯”了一声，没找老陈却一个号码拨到虞仲夜那儿，他手上其实还有一套备选方案，但进度拖延成这样，怎么也得给领导一个交代。
“老师，可能选题还得改……”
刑鸣既紧张也内疚，忐忐忑忑地斟酌措辞，但虞台长的态度还是那样，不体恤不温存，毫无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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